葡萄酒这些年在中国火爆，成为时尚的红酒不仅高频率地出现在酒宴上，也是馈赠佳品，更为权贵富人的收藏对象。一时间进口量大增，酒庄遍地。中国可以说在一瞬间成为了仅次于美国、意大利、法国、德国的红酒消费大国。

　　作为西方文化符号走进中国的另一种饮料——咖啡的命运相比之下却差强人意。改革开放后西风东渐，咖啡在中国被当成生意来追求的尝试比葡萄酒还要早。80年代初期，笔者家乡长沙就出现了一批咖啡屋。不幸的是无一例外，这些咖啡屋开业不久后都开始卖起当地小吃。在咖啡屋里吃猪脚和臭豆腐的景象应该是西方人不可想像的奇观。相信在其他城市，大部分的咖啡屋也经历过同样命运。时至今日，以本土资本为主发展起来的咖啡连锁店大部分都提供餐饮，浓郁的饭菜味和油烟味可以说是中式咖啡屋的标志。在中国不吃饭的咖啡连锁店，数得上的可能只有外来户的星巴克和COSTA。

　　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导致在城市里虽然到处可见“咖啡”招牌，但中国咖啡消费量却一直居低不上，咖啡进口量还不到只有中国人口十分之一的日本的十分之一。

　　与葡萄酒在中国的行市疯长相比，海外中餐馆中红酒销售的状况却甚为可怜。已经打入西方社会日久的中餐业虽然是华人在外谋生的一大主业，但却一直坚守着自己的“个性”，很少有能融入西方酒文化获利的案例。在笔者担任过客座教授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附近有一家阿富汗餐馆，不仅其菜肴打磨得与葡萄酒匹配，侍应生葡萄酒知识也极其丰富。该餐馆人气旺盛，红酒生意利润丰厚。在欧美餐饮界，以红酒为主的酒水利润率远远高于饭菜。但绝大部分中餐馆却只挣点饭菜钱，再出售些在当地既卖不起价也走不起量的中国酒，不肯染指葡萄酒“暴利”，的确是一种怪异的群体现象。

　　葡萄酒在中国销量爆炸并非其文化在大陆安营扎寨的结果，相反缘于被中国酒文化的裹挟。首先，葡萄酒放弃了挑剔，不再讲究与菜肴搭配的艺术性，妥协成和白酒一样能够应对任何中国菜肴的万能酒精。其次，干杯文化让葡萄酒的入口方式从品酒升华为饮酒，甚至牛饮。仅此两项变性就成就了葡萄酒销量在中国的狂飙。

　　鸦片战争以后国人拿西方符号做招牌的现象风行，好像只要贴上一个外来符号就能够把原本的所做、所为、所思统统升华，甚至为世人景仰。问题是这种拿来主义大多又不肯下真工夫钻研学习取其精华，而只是流于形式上的洋为中用，最终演绎出一大堆不伦不类的怪物、怪象和怪想。

　　当然在西方本土，中国人的演绎天才就玩不转了。中餐馆不肯下本钱琢磨葡萄酒文化的结果是虽然大利当前，也只好选择放弃，坚守自己“薄利”的耍大勺。

　　但是在大陆，演绎外来符号有太大的空间和太多的受众，当事人还误把演绎当发展，玩得志得意满、风声水响。洪秀全将连自己也一知半解的西方宗教演绎成太平天国运动，引发了一场把中国富饶之地几乎荡平的大灾难，可谓是这类演绎的经典。

　　中西方文明的相互学习和借鉴，还真的路途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