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的两部史诗保存至今的有不少手抄本，不过内容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因为他们所根据的都是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间亚历山大里亚的几位学者的校订本而来。只是由于当时朗诵史诗的艺人，或根据自己的“话本”或凭记忆，因此有些抄本会在文字上和行数上有所变动，但也只是繁简不同而已，没有结构上的差异。对荷马史诗的翻译研究，在西方，从古代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现在。罗马时期，《奥赛德》就被译成了拉丁文。文艺复兴以后，两部史诗被先后译成欧洲各国文字,后又传出欧洲。今天，在西方，洛伊布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所收录的两部史诗是比较通俗且通用的译本，是英语与希腊文相对照的。不过，西方学术界公认的权威版本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希腊文的荷马史诗。我国对荷马史诗的翻译、介绍及研究工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主要是从英文本中转译或介绍过来，如郑振铎对荷马的介绍（1924），王希和的百科小丛书《荷马》（1924），高歌译述的《伊里亚特》（1929）谢云逸译述的《伊利亚特的故事》（1929），徐迟译的《伊利阿德选译》（1943），傅东华译的《奥赛德》（韵文译本，1943）、《伊利亚特》（散文体，1958）。1979年出版杨宪益由古希腊文翻译而来的散文本《奥德赛》，1994年又有罗念生和王涣生从古希腊文中翻译的两部史诗。

　　荷马史诗是一种韵律诗，采用六音步扬抑抑格诗体写成，具有很强的节奏感。这种诗体是为朗诵或歌吟而创造出来的，在歌吟时，还伴有七弦竖琴的弹奏，以加强其节奏效果。史诗通常是在贵族宴会或公共宗教集会上吟唱。由于这种叙事长诗是由艺人说唱，为了能够在听众面前主动或应邀吟唱英雄业绩或神的传说，游吟诗人必须具有卓越超群的记忆力。同时，他们也借助于一些“表达方式”，即在诗中采用了一整套固定或相对比较固定的词句、短语，甚至整段重复，一字不改。于是，我们看到总是同样的诗句在描写一些典型的场景，如准备饭菜和供品、船只泊岸，或英雄出征前的准备，等等。相当数量的定语、形容词也在诗中极为频繁地重现。显然，这种方式有助于诗人的记忆、吟咏及临时的发挥。而那些程式化的用语，如“捷足的阿基琉斯”、“牛眼睛的可敬的赫拉”、被掷雷的宙斯”、“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头盔闪亮的赫克托尔”、“胫甲坚固的阿该亚人”。等等，这种套语的频繁出现不仅可以点出被修饰者的某些特点或属性，还有益于渲染史诗凝重、宏大、肃穆的诗性特征。这些重复句的一再出现，就仿佛交响乐里一再出现的旋律一样，能给人一种更深的印象及更美的感受。当然，有时有些形容词的重复使用，只是为了音节上的需要，并不一定会对文本的意义有多少加强。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每一部的诗句都长达万行以上，后人都将它们分为24卷。其中《伊利亚特》有15693行，《奥德赛》也有12110行。两部史诗的题材都与特洛伊战争有关、事实上，古代关于攻打特洛伊城的战争和英雄返乡的神话传说很多，今天仍散见于古代希腊作家的著作里。希腊有一个漫长而丰富的英雄史诗的传统，而荷马史诗则是这一史诗诗系（epic cycle）中的顶峰作品。据考证，荷马史诗出现时，至少还同时有8部吟唱特洛伊战争的史诗，但只有这两部史诗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了。这也许是历史的偶然，也可能是因为它们更加感人、更具艺术性、主题更加鲜明。不过，这两部史诗都没有完整地讲述战争的经过，《伊利亚特》只选择了特洛伊城战争第十年中的51天，集中叙述了阿基琉斯的愤怒及其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结果。《奥德赛》则描述了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游10年之后终于回到故乡的曲折经历。两部史诗都没有流水账式的平铺直叙，也摒弃了一盘散沙的整体布局，而是用几十天的文字描绘了10年的战争全貌，用精微的细节描写反映了整个社会时代的风貌，这样的处理显然是独特匠心的。

荣锦酒业摘自吴晓群著《希腊思想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