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时常会听人谈到某某城市、某某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如何如何、在古代希腊，神庙就是城邦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古代希腊城市中最主要的大型建筑。

　　在城邦时代，神被视作城邦的最高庇护者，作为神之居所的神庙也就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建筑，更被认为是城邦的标志，是国家意识的体现。神庙越多越豪华，则表明国家愈强盛俞蒙神宠，也就愈能增强公民的爱国心和自豪感。因此，神庙建设就成为城邦全体公民共同关心的事业。希腊人将饱满的热情和灵感倾注到神庙的建设中，大大小小的神庙构成了城市的核心。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古代希腊人认为崇拜的地方，而只是神在地上的居所，也即是安放神像的地方。

神庙建筑的兴起及其类型
　　关于希腊神妙的起源问题，一直是一个谜。至今发现最早的希腊神庙是大约公元前800年在阿哥斯建造的赫拉神庙，其样式或许可以追溯到“黑暗时代”，之前。早期希腊神庙的基本特征是：正面由柱子支撑的门廊和三角形的斜屋顶。有人认为，由柱子支撑的门廊可能是受到埃及神庙柱廊的影响。这一说法大致上是可信的，早期希腊人的建筑艺术造型应该说基本上是向古代埃及人学习的，最典型的就是大量立柱的使用，这也成为后世西方建筑中最显著的特点。但三角形的斜屋顶则不知道源自何方。要知道，米诺斯、迈锡尼的房屋都是平顶的。罗马人认为，这可能是为了便于雨水流下来，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从多雨的多瑙河流域传过来的，但支持的证据并不充分。

　　最早期的希腊神庙并不是石质建筑，而是带黏土墙的木质建筑。到公元前7世纪末，开始采用石材建造。神庙的典型型制是围廊式或称围柱式。到了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神庙的样式逐渐固定下来:石砌的神庙，外面用柱廊把整个神庙围起来，神庙内部，前半部分是大厅，通常安放巨大的神像，后半部分是密室和祭坛。主要的装饰集中在神庙正面和背面屋顶下的三角形区域，这块区域被称作山墙（pediment，研究艺术史的人将其译成破风），所装饰的通常是一组神像。房梁到屋顶之间的区域叫檐壁，这里一般是深浮雕，又叫柱间壁（metopes）；檐壁的内侧被称为中楣，一般是浅浮雕，又叫饰带（frieze）。除了庙内的神像之外，这些地方都是希腊雕塑家施展想象力进行自由创作一显身手的地方。也许是因为神庙内部不是提供给观众的，所以装潢、陈设都非常简单，反过来因为参拜活动都是在室外进行，因此艺术家的用心大都投注在神庙的外部，特别是在柱式的安排和雕刻布置上。

　　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围柱式”就成为希腊建筑的主导形式，即将长方形的神庙四周用柱廊环绕起来。它要求建筑师按照一定的比例原则，计算出包括柱础（Base）、柱身（Shaft）和柱头（Capital）的整个柱子的尺寸。这种柱式建筑十分符合希腊人的审美观念，因为“神人同形同性”的观念要求神庙具有世俗的公共建筑物的性质，要求它没有沉闷和闭塞的感觉，神庙内部要光线充足，有着和谐自然的气氛。神庙周围的柱廊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使建筑物与周围的自然景物成为和谐的整体，造成宽阔开朗、愉快亲切的建筑形象。同时，它还使建立在高处的神庙各个方面有连续统一的效果。在这一点上，希腊神庙与埃及人的神庙是截然不同的，埃及人的神庙外部庄严宏大，而内部光线通过狭小的天窗在柱廊的折射，给然一种神秘且神圣不可侵犯的气氛，同时也让人产生一种压抑和畏惧的心理。

　　从时间上来看，随着城邦时代的到来，希腊人开始大规模地建造神庙。为什么古代希腊的神庙会大量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有学者认为，神庙作为城邦公共事业中的一项，是一个国家真正产生的重要标志。事实上确实如此，神庙在早期城邦的形成和领土的划分上也的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那时神庙多处于城邦的边界上，在这些地方定期举行的崇拜活动有两个目的：一是对神庙附近的地区提出领土要求，以神的名义接收土地；二是将更多的土地划为己有，至少是保持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邦。可见，神庙的出现是城邦形成的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部分。

　　城邦形成后，由于对城邦守护神的崇拜，希腊人逐渐将神庙移至城邦的中心或最高处，许多城邦还在市政广场上建起了神庙。希腊神庙建设发展较快，公元前7世纪大约有39座，到公元前6世纪已有88座。以雅典为例，神庙的建设有两个主要的时期：第一个高潮兴起于庇西特拉图当政时期。亚里士多德认为，僭主装饰与改善城市是为了将自己打扮成城邦公共利益的监护人，而不像一个专制的主宰。他装出认真服侍诸神的样子，以表明他是一个敬神灵蒙神恩的人。人们感到他是得到诸神保佑的，也就不会反对他了。亚里士多德说：
人们认为他既对诸神如此恭敬，就不至于亏待人民。而且他们感觉到诸神保佑向之崇拜的人物，也一定不肯轻易同他作斗了。
（《政治学》1315a37-42）

　　应该说庇西特拉图是一个懂得如何争取民心的统治者，而取得政权以后，他也确有感谢神恩之意，并以此扩大雅典在希腊世界中的影响。

　　第二个高潮是在希波战争（公元前492-前499年）结束后，雅典民主政治的极盛时期。希腊在战争中的胜利被视为诸神保佑的结果。然而，萨拉米斯湾海战期间，波斯人曾洗劫雅典城，诸神的庙宇多毁于战火。因此，在雅典，战后重建家园、修复神庙的工作便成了当务之急。而且，雅典在希波战争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战后跃居爱琴海霸主，提洛同盟的金库于公元前454年迁至雅典，各邦的捐款实际上以变成向雅典交纳的贡金。这样，大兴土木也就有了充足的财力作为后盾。而此时，民主政体已在雅典国内巩固起来，民众感谢神恩，宗教热情高昂。于是，伯里克利便招集了一批杰出的建筑师、艺术家，开始重建卫城的宏伟工程。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雅典的神庙是这个国家复兴的最亲切的象征，在这些神庙的重建工作中，伯里克利的雅典比1918年以后的法国表现出卓越得多的生命力。当法国人动手重建那座被破坏了的兰斯大教堂外部的时候，他们是怀着虔诚的心情把每一尊碎像、每一方断石都照原样恢复起来的。可是当雅典人看见他们的众神大庙全被大火梵毁的时候，他们却撇开这一处，而在另一处新址建筑了帕特侬神庙。”

　　伯里克利去世后，神庙建设仍在进行，即使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也未中断。公元前427年竣工的盛林女神庙就是为了激励斗志，祈求胜利而建的。厄瑞克提翁神庙自公元前421年开始营建，到公元前405年战争结果前夕才告竣工。卫城作为雅典城邦宗教活动的中心，每逢节庆，公民们便列队上山，从事祭神庆祝活动。而卫城的神庙建设既体现了完美的古典艺术，又显示了雅典公民的国家意识。

　　由于神庙是公民集会的场所，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祭坛与神像前作出的，神庙实际上成了城邦公共权力崇拜的象征。在战争中毁掉一座城市并不意味着一个城邦的灭亡。只有当神庙，特别是城邦守护神的神庙被夷为平地时，城邦的公民才会真正有亡国的切肤之痛。而希腊移民在踏上一块新的土地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们所崇拜的神灵建造庙宇，建立祭坛，然后才着手修建住宅、安排生活、组织政府。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古典作家的著述中，对这种情形的描写曾多次出现过。

　　城邦时代，希腊世界中最著名的神庙主要有：公元前6世纪，以弗所的第一个阿耳忒弥斯神庙（Temple of Artemis和萨摩斯的第三个赫拉神庙（Temple of Hera）；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帕特侬神庙（Temple of Parthenon）和奥林波斯的宙斯神庙（Temple of Zeus）;公元前4世纪，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Temple of Apollo），等等。这些神庙不仅体现了希腊建筑的最高成就，而且，它们与圣地的其他建筑及自然环境相互呼应，和谐一致，更显示出圣地的庄严美丽。最具特色的是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它顺应地势，修建了曲折的通道，沿途布满了许多小型的建筑物，组成一幅幅富有变化又构图完整的画面，而整个神庙则显示的敞亮、明快，富有节奏感，与周围的自然风物融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神庙外的柱廊建筑消除了封闭的墙面所造成的沉闷之感，使得神庙与大自然相互渗透，体现了一种和谐之美。

　　对希腊的建筑师来说，神庙的位置是最重要的问题。他们设计建造神庙的时候，就能清楚地看到神庙在天空或大海的映衬下清晰的轮廓，在决定建筑位置是选在平缓的山坡上，还是选在卫城外的高地上，并以此来决定它的规模。神庙实际上成了它所处的那个地方的中心建筑，但它永远只是整个环境的一部分。希腊的建筑师并不只是从神庙本身考虑，而是将神庙与周围的山坡、大海和苍穹联系起来考虑。因为希腊的神庙是作为整个布局的一部分来设计的，所有它的形式非常简单，可以说是世界上所有伟大建筑中最简单的，这体现了希腊人将凡事都看作某个整体的一部分的思维习惯。可资对比的是哥特式大教堂，建筑师是完成从教堂自身来设计的，和周围的事物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它是所有建筑中细节最繁复的。

　　通常，人们以风格不同的圆柱为标志将希腊神庙划分为三种类型：最早的是多利亚式（Doric Order），它风格古朴浑厚，没有柱基，且柱身粗壮，上有直式沟纹，比例是1：5：5；柱高与柱直径的比例是4或6：1。其用材大都是石材。这一样式始于公元前7世纪，流行于希腊半岛、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一带。第二种是爱奥尼亚式（Ionic Order）,它的柱身略呈纤细，柱身凹槽细密且深，石柱下粗上细，柱脚垫有圆形石基，柱头雕有水平涡卷形纹饰。由于爱奥尼式柱子外形修长、精巧，有女性体态的清秀柔和之美，给人以匀称轻快的感觉，因此广泛出现在古希腊的大量建筑中。这一样式也是始于公元前7世纪，主要是出现在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腊人城邦中。晚期的一种类型是科林斯式（Corinthian Order），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末，公元前4世纪被广泛采用。这种样式是从爱奥尼亚式演变过来的，但比例比爱奥尼亚柱子更为纤细，柱身更为修长，柱头刻饰花篮状或钟形，上面有四个向上飞的涡卷，纹饰复杂精巧。比较三种柱式的不同柱头，相对于爱奥尼亚式，科林斯式更加强化了装饰性的效果，显得非常华丽纤巧的爱奥尼亚柱式则是模仿了柔曼的女性。

　　这三种石柱结构高度程序化，绝少混淆。而柱式作为西方古典建筑风格的两大基本元素之一，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建筑风格的演变，英文style一词就源自希腊文stylos（柱子）。这些希腊式的柱子在19世纪之前，几乎是每一个西方学建筑的学生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的。这三种柱式不只是对柱子的样式有所规定，而且从柱基到檐壁的每个细节、柱子的高度、直径的比例、柱子逐渐变细的程度、柱与柱之间的距离、柱子下面的台阶数甚至柱子上凹道的条数都有精确的要求、不过，这些程式化的规定并非直接来自希腊人的论述，而是见诸奥古斯都时代一个名叫威特鲁威（Vitruvius）的罗马建筑师，他在其著作《建筑十书》中记录了许多已经失传的建筑方法，这是西方直到文艺复兴之前唯一一本关于建筑的专著。正是在这本书中，后来无人不知的三种希腊柱式被确定了下来，并成为长期以来欧洲建筑艺术教育的核心内容。而在希腊人那里，他们自己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所以好几种柱式都流行着，希腊人旺盛的创造力也促使他们在不同的神庙中尝试对已有的理论进行修改。只是到了做事情一丝不苟的罗马人那里，柱式理论才终于最后定型。

　　从整体上看，希腊式古典建筑打在现场建筑中的烙印，或者说希腊留下的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符号主要有两个：一是充满张力的由圆形列柱所组成的不同柱式的柱廊：另一个就是极富崇高感和纪念性的正立面顶部的三角形山墙。两者结合，一般适用于需要营造庄严肃穆氛围的公共机构建筑，如议会、法院、学院等功能建筑的中央立面，象征着法统和权威，表现高度权力、这样的例子在近代西方建筑中比比皆是，却总是能轻易达到纯净而超越性的美学效果。我们看到，后世的西方建筑师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总是回到希腊人那里寻找证据，只要找到了，便理直气壮，就能平息别人的疑虑。而到了变革的时候，那些新锐的建筑师也希望能在他们那里寻找先例，哪怕只是一些蛛丝马迹。可见，希腊人对西方建筑所产生的某种决定性影响。

荣锦酒业摘自吴晓群著《希腊思想与文化》